那是1953年的春天，我和张木兰从大学毕业，由国家统一分配到云南工作。那时候交通闭塞，我们从武汉启程，先乘轮船，又乘烧木炭的汽车，再转乘云南的窄轨小火车，辗转数千里，历时20多天才到达昆明，向省农业厅报到。厅里接待我们的人事干部说：你们的工作安排要由领导研究后才能确定，耐心等着吧。

终于有一天省农业厅的一位领导把我们叫去说：经过研究把你们分配到佛海(勐海)茶叶实验场工作，那是刚成立的云南唯一的茶叶科研单位，需要你们去搞科研。说着，他还拿来一幅云南省地图，指着地图上南端突出的一角，说那就是佛海所在的位置，是兄弟民族聚居的地区，生活条件艰苦。他怕我们不服从分配，说了许多鼓励的话。其实，他的顾虑是多余的，能到祖国的边疆工作是我们的骄傲和自豪。

那时从昆明到佛海的昆洛公路正在分段测量与施工，我们乘坐汽车到玉溪，玉溪到峨山只能坐那种在马车车厢里放置板凳的“马客车”。为招徕顾客，马客车顶棚用各色花布拼成，辕马头载红花、脖系响铃，打扮得花花哨哨。同车的少数民族姑娘一路唱着歌，我们一路观赏沿途风景，还不时翻开随身携带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普希金诗集》读上一两段。《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书中有一句著名的话——“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我们将要去遥远的、神秘的边疆，去面对想象不到的艰苦生活，迎接工作的考验，书中主人翁保尔的话，无形中给我们增添了精神力量。

已记不得是在什么地方了。一天，我们来到修路民工住的工棚借宿，一位管伙食的阿叔招待我们吃了晚饭，安排了睡觉的铺位。月亮升起来时，一阵不知名的弹拨乐器声音传来，男女民工们像是接到了信号，纷纷来到林边草地跳起“三跺脚”。阿叔来和我们闲聊，他说前面的路段上放炮炸石的点多，很难走又不安全，要是打直路走茶马大道，既安全又可少走许多弯路。正好他明天和一位叫阿真的姑娘要去赶集买米买菜，叫我们跟他结伴去走官马大道。

第二天一大早，阿叔和阿真赶着两匹马，驮上要拿去修理的锄头、斧子和我们的行李，穿过一片树林，踏上了官马大道。走出幽深的树林时，已是中午，春天的阳光有些灼人。前面的路是一段又长又陡的山路，爬到一个山坳时，已是满身大汗、气喘吁吁、手软脚酸了。阿叔找了个有水有草的地方，在一棵大树下放马“开哨”。马帮在途中吃饭休息叫“开哨”。阿叔卸下马驮子，搬来三块石头支起铜锣锅。阿真抱来干柴点着火，先烧开水再煮饭菜。水足饭饱后，阿叔说要等马吃够草再“开路”。

山坳是两座山相接而形成的地形，走山坳路是翻山越岭的捷径。爬上了山坳再下个坡就翻过这座山了。下坡时驮马的脚步加快、跨度放大，阿叔和阿真快跑跟上，将我们远远地甩在后面，眼看着拐过弯便不见他们的身影，这时我们心里有点慌，便一股劲往前追赶。赶着、赶着，竟然又回到了我们开哨的地方，只见阿真正坐在那棵大树下唱歌，她见到我们便哈哈哈地开怀大笑起来。阿真说：把你们吓着了吧?阿叔见你们久久没跟上来，猜到你们一定是走岔路了，叫我来这里等你们。下得坡来，天渐渐黑了，迷迷蒙蒙中我们走了一段石板路，来到一座院房歇宿。因为太累，胡乱吃了点饭后，店主点着松明带我们上楼去睡。木兰和阿真在楼道上打地铺，我和阿叔被安排到里屋的“高铺”上去睡。店主下楼后，房里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见，我爬上“高铺”便睡着了。天刚发亮，阿叔就把我叫醒，说带我们去赶乘去普洱的汽车，我急忙跳下“高铺”一看，吓了一大跳，原来那是两副盖朝天的棺材，我和阿叔就在棺材盖上睡了一夜。阿叔见我有点受惊，说：不要怕，睡过朝天的寿材盖，老天保你吉利又长寿。我把这事告诉木兰时，她也说，时英，勇敢些，睡过朝天的棺材盖，就会有逢凶化吉的好运气。

这是我们头一回走群山密林中的茶马古道，也是我们头一次接触纯朴的山里人。那茶马古道上坎坷不平以及深深浅浅的马蹄印，特别是阿叔那种对待生死无所畏惧的态度和阿真无忧无虑的乐天性格，常引起我们认真地思考和深情地回忆。(本文摘自《我们亲历的云南茶》   著)

本文来源：《普洱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