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苏轼的传记资料，竟发现他和张桂梅老师的事迹形成了映照古今的精神共鸣。

张桂梅老师有两个称呼，一个是“张妈妈”，一个是“张校长”，称呼出现的场合分别是孤儿院和女子高中，前者是一群小孩子，后者是一群大孩子，“救救孩子”是张桂梅老师一直在做的事情，无数孩子的命运因此改变，而细数苏轼的生平事迹，也与“救救孩子”有关，有大孩子，也有小孩子。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如此总结自己的晚年。前两句颇为悲观，好似没有希望和奔头，但后两句提到的黄州、惠州、儋州以及更多地方，却因他的到来而拥有了希望，尤其是那里的孩子，有了生活的希望，有了进取的希望。

早在苏轼任职密州时，就遇到过弃婴的情况，尤其遇到饥荒之年，老百姓生了孩子养不起，就会将孩子遗弃。一次，苏轼与通判刘廷式在城墙附近挖野菜，忽然在一丛枸杞旁发现一个弃婴。这让他非常痛心，于是他发动下属到野外寻找弃婴，几天时间就发现了40名弃婴，他把这些弃婴安排给没有子女的家庭抚养，州府按月发放粟米6斗，从而挽救了不少生命。

到了黄州之后，苏轼发现有溺婴的恶俗惨事。据记载，黄州、鄂州一带，一般人家限于经济能力，通常只养育二男一女。再有怀上的，生下来后，直接将婴儿按入水盆闷死。苏轼觉得自己责无旁贷，但此时被贬的他没有职权，不能像在密州那样调配力量安置弃婴，于是，他一面给鄂州知州朱寿昌写信请求帮助，一面利用个人的人格魅力和影响力筹建“救儿会”，并自拟章程，自掏腰包，用于机构运转，义举既感动了富人们慷慨解囊，也感动了贫苦百姓，到“救儿会”捐款的人络绎不绝。通过官方与民间的双重努力，溺婴之风得到遏制，苏轼可谓功德无量。

可以说，苏轼所到之处，他带着个人的无望而来，却总能给别人带来希望。海南儋州在宋朝时，是极南、极贫之地，所谓“岭南天气卑湿，地气蒸溽，而海南为甚”，成了很多人的畏途，生怕来了就死在这里。用苏轼自己的话说是“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条件艰苦到什么都没有，连喝口干净的水都成问题。如此贫瘠之地，自然也谈不上文化教育。在苏轼来海南之前，这里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读书人，考中科举更是天方夜谭，高山大海阻断了年轻学子们向上向前的成长之路。

然而，高山大海无法阻挡苏轼带来的文化氛围。被贬至儋州的他与张中、黎子云兄弟等人一起出资建起了载酒堂。民国《儋县志》说：“宋绍圣时，苏轼被贬至，与乡人黎子云等相友善。尝携酒会饮于堂，故名‘载酒堂’。”虽曰“载酒”，实则载道，这里成了苏轼开展教育、传播文化之地，而且不收学费。

有了免费的学校，有了苏轼这样的老师，想读书、爱读书的学子纷至沓来，载酒堂比起京城学府，自然不够阔气，但文化氛围十足。科举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原来连想都不敢想的海南学子也敢搏上一搏。一个名叫姜唐佐的学子在载酒堂求学之后，准备去广州应考。临行前，苏轼鼓励他“异日登科，当为子成此篇”。姜唐佐不负众望，成为海南第一举人。后来，姜唐佐效仿东坡，回乡办学，培养了大批人才。

有了第一个“破天荒”，奇迹便一个接着一个发生。姜唐佐是海南第一个举人（公元1102年），符确是海南第一个进士（公元1109年）。苏轼去世于公元1101年，虽无法亲睹海南学子一个接一个鲤鱼跃龙门，但他留给海南的文化、教育财富，惠及了一代又一代人。自姜唐佐、符确之后，宋、元、明、清几代，海南共出举人767人、进士97人。《琼台纪事录》赞：“宋苏文忠公之谪儋耳，讲学明道，教化日兴，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

时间折回现今，空间由东坡所在的大海来到桂梅所在的高山。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的校训是“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我欲于群峰之巅俯视平庸的沟壑。我生来就是人杰而非草芥，我站在伟人之肩藐视卑微的懦夫”。其校训与苏轼当年写给学子的“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异曲同工，传递着逆天改命的雄心壮志。

师者如高山，学子如高山，缔造了一座山唤醒另一座山的传奇。群山回唱，惊涛拍岸，命运的交响曲越山跨海，振聋发聩。苏轼，他应为高山。(张国营)

本文来源：《普洱日报》